非常巧我两次和鲍特维尼克相遇。第一次在1961年秋天，当时我和其他八个莫斯科年轻人一起和这位世界冠军下有时限的车轮战。鲍特维尼克很快就打发了其他棋手，但在我们的对局里他很长时间都步履艰难，直到4小时的奋战后鲍特维尼克才得以脱身。

　　在此局面下鲍特维尼克走 35...e5，然后再36.Nxb7 Qxb7 37.Qa6 Qb8 38.b6 exd4 39.Qa7 Be5 40.Qxb8+ Bxb8，作为和棋的表示，他握了我的手。

　　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我和鲍特维尼克在棋盘前面对面。在那个11月的傍晚，很多棋迷来到位于Gogolevski Boulevard的苏联中央国际象棋俱乐部。充满着对世界冠军的尊敬，我一直在颤抖；另外，这一对局在彼此都陷入时间恐慌的情况下结束。非常有其特征的，鲍特维尼克一直监视着我的记分单, 可能害怕在时限前被他年轻的对手欺骗。可以肯定地说这局棋对他不重要，但如果他在这样无关紧要的对局都如此多疑的话，那就很容易设想他在面对正式得多的对手时的让对手多么难熬。

　　那个时代的人典型的多疑伴随着鲍特维尼克漫长的棋弈生涯。就如大家所知，在1951年与布龙斯坦的世界冠军对抗赛中，鲍特维尼克有时会把封着从他助手那儿拿走，因为害怕潜伏在他这一方的“第五纵队”，以至于他的助手还不得不在封棋后作很多猜测。 在鲍特维尼克的时代当他的对手一点也不轻松：事实上，他的统治几乎达三十年。在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年代，在各个人类活动的领域也有各种各样的小的个人崇拜（高尔基在文学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戏剧上，李森科在生物学上，等等）。因此很自然地鲍特维尼克也受到广泛的崇敬。举个例子，所有世界冠军对抗赛都是以满足世界冠军的所有小小的怪念头这样一种方式来组织的。米哈伊尔·塔尔在1961年，铁格兰·彼得罗辛在1963年都因为生病给世界棋联写信要求比赛推迟，但甚至没有人打算考虑过他们的要求。 好些年前我和布龙斯坦有过一次友好的对话，我说到在他俩的对抗赛中鲍特维尼克打垮他是不可想象的。平常总是很冷静的大卫突然狂怒起来：“他打垮我？是我打垮他！”真的，是布龙斯坦第一次刺穿了明显是无敌的的世界冠军的盔甲，而使后来者终于打败了他。

　　现在前苏联棋手变成了各个国际联赛的常客，而在三十年代鲍特维尼克实际上是很少的那些被允许到国外旅行的人，而在棋手中他是唯一的。换句话说，在“铁幕”后的那些年头，当局对鲍特维尼克一贯的信任使他从未被置于怀疑之下。在1936年诺丁汉联赛与卡帕布兰卡并列第一后，鲍特维尼克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为他的胜利感谢“父亲和导师”。在那个时代，有很多这样的物理学家、选出来的农民、工人和学者写的信，很多年后鲍特维尼克承认这封信是KGB的人塞给他让他在上面签名的。

　　克里姆林宫从不曾置疑这位苏联冠军的忠诚，但要注意这一点却没有任何“回报”：作为一名职业棋手，鲍特维尼克从未放弃他的科研工作，因为他，像苏联的其他任何人一样，在这个体育运动和国际象棋只是政治手段和意识形态的仆从的国家无法感到一个安全的未来。世界冠军只是官僚主义者手中的一个兵；作为一个个性很强的人，鲍特维尼克厌恶哪怕最轻微的关于不安定、不稳定的生活的暗示。他完全明白只有日复一日的学术工作能给他和他的家庭一份稳定的收入。

　　然而，把鲍特维尼克当作一个完全的无趣的厌世者是片面而不公正的。他有两个侧面。一方面，他也有他的日常生活。“和别人没什么不同的”；另一方面，在国际象棋和棋手的世界他有自己的原则，我宁可这样说，是他自己的道德。更甚者，他要所有其它棋手注意到这些原则。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卡尔波夫和卡斯帕罗夫在鲍特维尼克的教导下开始国际象棋生涯而后来却找到其他的导师和教练——他们作为棋手肯定比鲍特维尼克弱，但无可比拟的是他们更为耐心。当我13年后又遇到鲍特维尼克时，我注意到他性格的双重性。

　　1974年6月我接到一个苏联棋协的电话。他们问我是否能给鲍特维尼克上英语课，他要到美国和加拿大去和那里的计算机国际象棋程序员会面。鲍特维尼克致力于“硅棋手”的研究已经有很多年，在苏联那个遗传学和控制论被看作“资本主义抛售的两个应召女郎”的年代他是人工智能的先驱者。无须惊讶：甚至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都被视作资本主义的危险发明！

　　当然，我很高兴地接受了作鲍特维尼克的老师的提议。确实，当我揿响门铃，他打开门迎接我时我实在是太激动了。我实实在在地体会到我的朋友尤里·拉祖瓦耶夫在第一次走进鲍特维尼克国际象棋学校时的心情：所有那些出自鲍特维尼克的对局的著名局面在我的脑海中飞舞。我要见到的这个人，他曾经和传奇般的拉斯克、卡帕布兰卡，还有阿廖欣对弈，他本人也是一位传奇人物。 鲍特维尼克简单而热情地接待了我。没有任何耽搁，我们开始上英语课。我告诉他我一直以为他懂英语和德语。鲍特维尼克笑笑说：“喔，我是‘团队’方式教育的典型例子。在二三十年代我们是这样学习的，一个组里最好的学生负责整个组，我们全通过了考试，拿到了文凭。斯大林喜欢这样子，他要让尽量多的人受到更高等的教育——好像这是在烤面包一样！”以前我很自然地认为鲍特维尼克什么都知道，他是知识最渊博的人。苏联宣传机构创造出这一图像拿来粉饰世界冠军、他所受的教育及他对共产主义的忠诚。有趣的是鲍特维尼克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在率直的交谈中嘲笑这一图景，但当他在公众场合露面时——也许是习惯的力量——他总是一副难以接近的样子。但他喜欢笑话，像迟暮的美人一样，他也常回忆过去的美好岁月。在他的房间里我看到一张旧照片：马歇尔·布拉奇和鲍特维尼克，1936年……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怎样把这张照片，这张著名的马歇尔（他在斯大林的第一波清洗中获罪）的照片保留下来的。但我想在斯大林时代保存这么一张照片，可能会要了这位苏联冠军的命。 我们的学习是怎么进行的？鲍特维尼克是一个有高度组织性的人，他从不浪费一分钟时间。我们每周碰面三次，每次两小时。在第一个小时之后他便邀请我到厨房喝茶，吃三明治。我对这些茶点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时，坐在厨房桌子边，苏联的第一位世界冠军告诉我很多趣闻，关于他自己、他的对手和他的同时代的人。

　　有一次他要求我们的课程稍作停顿，因为他要去塔林一些日子。“噢，米哈伊尔·莫伊瑟耶维奇，”我喊道，“你可以见到凯列斯！”“凯列斯不能知道这件事！”鲍特维尼克的语气强硬，毫无回旋余地。坦白地说，我非常惊讶，因为他和凯列斯作为对手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已经成为历史经典。但后来我明白甚至是国际象棋世界也被鲍特维尼克划分为两个阵营。一个阵营是他过去的对手——斯梅斯洛夫、布龙斯坦、塔尔和彼得罗辛——他和他们的战斗从未停歇；另一阵营是其他永远也不会威胁到他的国际象棋霸权的棋手，他随时准备在言论或行动上给予他们支持。有一次我们谈到李连塔尔，鲍特维尼克说：“他是一位非常强的棋手，在和他对局时我经常处于困难的局面。”他只是忘记说到他总是击败李连塔尔！ 照我看来，鲍特维尼克明显的冷淡与傲慢态度表明他的戒备心理不仅仅在棋盘上，也在他必须证明自己的霸权的生活中。但作为一名棋手，他培养出了许多成为强大师和特级大师的学生。众多一流的教练——M·德沃列茨基、A·尼基丁、A·布霍夫斯基等人——不止一次地倚重于鲍特维尼克的建议与经验。

　　鲍特维尼克的简朴是众所周知的。你可以从他的衣着、他的日常生活（他自己洗衣服，买东西！）还有他简易的房子中体会到。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我的第一位国际象棋老师，离世的尤里·巴列兹尔斯基曾作为莫斯科的费兹库秋拉和体育运动出版社的国际象棋文献编辑工作，有机会与在鲍特维尼克编写他的国际象棋书籍时与他合作。巴列兹尔斯基告诉我那时他观察鲍特维尼克分析局势时是怀着怎样的激动和尊敬的心情；当鲍特维尼克承认他的评注里犯了错误时他又是多么地震惊。勇气和谦逊表明鲍特维尼克不仅仅是一个真正的棋手，而且还有同样出类拔萃的人格……

　　一次我们在他厨房喝茶时鲍特维尼克开始回忆斯大林和那个时代。“斯大林是个流氓，但是他是个很聪明的流氓。”他评论道。我很惊讶从他口里听到这话。在赫鲁晓夫的“解冻”时期或勃列日涅夫不再有严酷专政的时代你可以从许多外行口里听到这话——对这些我或多或少了解一点，但听到同样的话从作为很多代人的智慧偶像的这样一个人口里说出来，至少可以说，是非常的奇怪和让人失望。可能，以回顾的眼光看，一切是可以解释的。三十年代是鲍特维尼克的青年时期，同时还有他在的国际象棋上的凯旋，每个上了年纪的人，想起他的过去都会升起一种怀旧的思绪。

　　1976年科契诺伊叛逃后，几乎所有苏联特级大师在那封给“叛徒”的信上签了字，鲍特维尼克也被要求签名。但此时鲍特维尼克真正走出了他生命的棋步——这步着法解释了他何以在很多年里都握有国际象棋的霸权。他说他要自己给科契诺伊写信谴责他。按我的看法，鲍特维尼克明白对于七十年代的官僚主义者们来说他只是过去的一个象征，没有人会给他这一“特权”。于是，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这份可耻的文件中。

　　很有意思的是，鲍特维尼克经常把自己当成一个预言者，但他的预言却很少成真。我记得他说过1971年泰马诺夫很有机会击败菲舍尔。顺便提一下，他一直认为菲舍尔有心理疾病；然而塔尔或是斯帕斯基——他们经常在棋盘前与菲舍尔相遇——却并不赞同他的看法。鲍特维尼克还多次说过卡尔波夫的棋力将迅速下降，但是只是在今天卡尔波夫的地位才有所动摇。

　　我们的英语课过去了好多个月了，我遇到鲍特维尼克在他邻近莫斯科河堤的屋子旁散步。他说他的英语好多了，在他与美国科学家的交谈中帮助很大。我向他问起加里·卡斯帕罗夫，他最好的学生。“他已经离我而去了，”他苦涩地说道，“我害怕他现在迷失在国际象棋里！”“家长”又犯了一个错误……

出处: ChessBanter forums
译者: Chadowolf、Zgz44
类型: 全译
发表：2006.8.1